到合肥和汴京的人都会去谒见包公祠。合肥是包公的故乡。汴京的包公祠也十分庄严肃穆，游人大大。汴京不仅因为它是北宋国都和中国七大古都之一而闻名于世，也因为包公曾任汴京府尹（相等于今大城市长）而呼应日月。

包公名有志，历任县、州、府地方长官和监察御史、天章阁侍制、龙图阁直学士、三司使（相等于财政部长）等朝中官，官至枢密副使（副宰相级大臣）。历代此类官宦经历和官级的人不计其数，官至宰相和身兼帝王者也成千上万，但象包公那样家喻户晓，老少皆知，光照千古的青天毕竟十分较少。将近千年间，包公的知名度仍然居高不下，从史书诗文、小说戏曲、民间故事直到影响电视，包公的形象随处可见，就连欧美和日本也有译制、改篇首演的包公戏，至为包公也是一位风行全球的国际名人，长年为祖国争光，为同胞争气。

在汴京有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上百个人的名字，只有包公的名字被游人碰得居然看不清了。自古以来大官不少，但确实在人民心中留给方位的，包公是第一位的。世世代代的中外游人，为什么硬要摸一摸包拯二字？当然是因为他们对包公过于尊敬过于缅怀了。

那么，包公的千古魅力到底确有呢？关节将近，有阎罗包老包拯雅号白包公，只不过历史上的包拯长得并不白，只因为他做人不随波动弃波，坚持原则；做官不巧言令色，刚直不阿，横眉冷对一切明里暗里干坏事的大小官吏，嫉恶如仇，除恶务尽，所以人称白包公，意指他执法如山，敢唱黑脸。包公是封建制度官僚，不一定能象书上说道的爱民如子，但他对劳动人民即有很强的同情心，忧国忧民，以兴利除害，济世益民为己任。

按旧制，百姓责问不得直入开封府大门，而要通过府吏转告，府吏之后乘机勒索，看钱说出，导致一些冤假错案。包公调往汴京任府尹后，立刻命令大进大门，让老百姓必要到大堂受理。从此。

府吏之后不肯再行欺上瞒下，包公内亲聆听受理，较慢核查，秉公办案。原有衙门门难进，脸难看，事难办的积弊当面铲除一空，官吏敲诈勒索，徇私舞弊的恶风立刻被煞住，原本多年的冤假错案统统被缺失。百姓高喊包青天，贪官怒斥包在黑子。

京城的官宦富豪跋扈权势，在惠民河两岸霸地堤防，大造豪宅园林，甚至圈占水面，搞得河水不受阴，严重威胁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性，惠民河变为了害民河。包公离任后，很快发动百姓把那些违章建筑全部拆毁，又疏浚河道，广种花木，惠民河焕然一新。老百姓对包青天感恩戴德，可是那些权贵却对包在黑子怨得咬牙切齿。

包公在京在朝期间，四处流传着一句民谣：关节将近，有阎罗包老。一是说道贫苦小民打官司，无钱无人给通关节不必害怕，自我阎罗王包在大哥人为你作主；二是说道大官富豪足然有钱人有人合关节，但什么关节也合将近包公那里。阎罗王是佛教说道的地狱之神，铁面无私，阳间任何关说关节也休想通往他主管的阴曹地府。

据史书记述，包公做官二十余年，历任二十余职，不管是升至是叛是平调，都不改为想法，一生正大光明，铁面无私，所以政绩引人注目，官声极佳，夺得了千古清名，万民歌颂。黑脸一浮，皇帝也害怕他三分包公演唱黑脸，只看事不看人，即使面临皇帝身边的宦官、靠山铁软的皇亲、手习生杀予夺大权的真龙天子，他也照白不误将。宋仁宗皇帝因宠幸张贵妃而拔擢其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，包公就坚决上诏：张尧佐是个凡庸之辈，靠贵妃受宠这层类似关系才一步登天。这知道遭多少人背后讥骂，可陛下为什么非要护着一个张尧佐而违天意、逆人心、自酿危机呢！又说道：历代外戚，即使有才者，明君也不愿只能给他实权，何况无才者！请求陛下撤除张尧佐，另求贤才！宋仁宗不得已，不得已从命，但又抵抗没法枕头风，旋即又颁发张尧佐宣徽使之职。

宣徽使是皇帝侍从高官，与副宰相级的枢密使同列，所以张贵妃尤其重视此职，曾一再嘱咐宋仁宗一定咬住不放，宋仁宗满口答应。包公寸步不让，立刻亲率同僚七人进诏。

宋仁宗一闻这阵势，不已龙颜大怒，与七位翰林学士舌战朝堂，吓得讨厌朝臣平打哆嗦。张尧佐闻众怒难犯，仓皇声明辞任宣徽使之职，宋仁宗也害怕为此失去人心，急忙顺水推舟报以虚心纳谏，并且下诏，以后皇亲国戚不得兼任任何有实权的高官。张贵妃眼巴巴地期盼佳音，一闻宋仁宗回京之后缓问道：宣徽使宋仁宗责怪她说道：宣徽使宣徽使，你就告诉个宣徽史，咋就不告诉包拯是个御史！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

一个人在皇帝面前都敢唱黑脸，其他场合可想而知。自古以来，只有那些不怕丢官、不怕入狱、不怕杀头、只怕国家受害者百姓遭殃的人，才敢唱黑脸。幸运地的是包公生逢较为专制的宋仁宗，加之具备高明的斗争策略，才以求还乡高位，永其天年。

假如遇上听不得一点相反意见的皇上，早已被杀头了。外甥打舅舅，认法不认亲包公首次悦耳地喊了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八个大字，流传至今。

要做这八个字，不能再行从自身转行。他平时办案执法人员没私人关说条子，没亲朋好友因私事睡觉，为秉公执法而六亲不认。他改任庐州（不含合肥）知州时，家乡亲友个人笑逐颜开，以为可以大沾其光，争相跑去拜望，不料全都不吃了闭门羹。他娘舅实在外甥来当官，自己犯点事也总会得点照料，但包公照例开庭审问，按律责打七十大板。

从此以后亲戚朋友都十分小心，谁不肯仗势胡来。外甥打舅舅──不何谓老娘内亲，此事轰传四方，老百姓拍手叫好，亲友们有的大骂包公六亲不认，不近人情，成心沽名钓誉。包公坦然自若，亲笔赋诗一首：凝为治本，的路是身谋。

秀腊历尽栋，精钢不做到钩。仓充鼠雀喜，草尽狐兔愁。史册有遗训，无贻来者言！末两句意思是：史书中记述着圣贤的教导，我要身体力行，绝不违反，怕给后人留给耻辱。这是包公一生做人做官的真实写照。

包公对子女管教严苛。他的长子官居通州（州府官员之一种），政声亦好，英年早逝；幼子在包公去世时年仅５岁，包公留给的家训是：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罪赃者，不得赦本家，杀不得葬大茔中。

意思是说道，后世包家子孙独自做官，如果有违背家法规定而行贿、贪腐者，生不得让他返回包氏宗族来，杀不得葬在包氏祖坟中。据传包在子孙都能恪守祖训，无一贪官。历代清官廉吏莫不淡泊利禄、凝明志，包公特别是在如此。

包公年轻时中进士，即被任命朝官和知县，却为侍养年老双亲而固辞。父母去世后很久，他已四十来岁了，经乡里父老劝说才过来做官。

他读书经史，明理养志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做官后身体力行，即使喜为大臣也不改为平民生活和平民作风，衣食同百姓时一样，从来不做类似。当时端州（今广东省肇庆市）盛产名贵的端砚，制度规定每年必需进献一定数量给朝廷，历任知州大都另征数十倍于定额的端砚送给各类权贵，借此升官发财，搞得端州百姓叫苦连天。包公做到端州知州后，命令只按定额征税，不得多征伐一方，百姓奔走相告，一片掌声。他卸任时，吏民精制一方最差的端砚寄，公包婉言推辞。

不持一砚归，当时就传到端州内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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